《邹孟城三十年临证经验集》外感风热误药致变·

沈妇，四十九岁，在常州务农。形体甚丰，宿有气管炎。1982年3月某日清晨自乡来沪，旋即赴苏州扫婆婆墓，临晚复归沪上。路途劳顿，自觉疲惫不支。旋见咳嗽、痰多，略带气急。自服枇杷叶膏、半贝丸三日，痰少咳稀，并见气机上逆，呼吸急促。特邀某名医诊治，用麻黄、杏仁、葶苈子、甘草、鹅管石、半夏、陈皮等药，服七帖。咳喘虽挫而诸症峰起：大便泄泻，每日三、四行；心悸慌乱，胸宇烦闷；额汗频出稍动益甚，而余处则无汗；午后自觉蒸热，但体温不升；胃纳锐减，加之浑身疲软，元气以动。于3月29日送某医院检查，诊断为可能“高血压性心脏病。”于当天下午又急请前中医诊治，仍持前议，因有泄泻、额汗见症，于前方中加入白术、茯苓、糯稻根。30日服药一帖，倍觉沉困，胃纳全无，额汗更甚，随揩随渗，卧之于床，扶之亦不能起坐，坐则昏沉不支。至是，患者极度消沉，连夜与夫作生死诀别，翌日(31日)清晨，其夫前来邀诊，作万一之望。

诊见面色暗浊，神情淡漠。询知头颅闷胀，不欲举动。额上汗湿，粒粒如珠，渗出于肤。扪之掌心甚热，而手足躯体肌肤不温，语声低微，气怯懒言，余证俱如前述。切脉则两手细弱涩数，人迎与右寸独见浮数，且明显大于他部。舌干无津，中心厚苔直贯根部，色黄且褐。据此脉症，殊属棘手。余反复推究，参合四诊，意为病属外感风热，因素体丰肥，多痰多湿，又遇劳累气虚，无力鼓邪，遂使外邪与痰浊交结，症情复杂。因前投温燥，反劫津液，津伤热郁变证迭生。为今之计，先当辛凉解表，以驱袭入之外邪；清热豁痰，以开邪出之道路。然津气两伤，亦不可不顾，否则津干不能作汗，气虚无力达邪，徒恃表药，终难克效，谛思惟俞根初《通俗伤寒论》之加减萎蕤汤最为适用，即以此方加味：葱白三枚淡豆豉9g桔梗3g前胡4．5g白薇9g 鲜竹沥30g (冲入)薄荷4．5g (后入) 炙草3g冬瓜仁12g 红枣5枚玉竹9g (姜春华老师批语：方佳)

上午服头煎后，即絷絷汗出，遍体津润，至午腹中饥饿，竟食烂面一大碗，约二两许。是日下午即能起坐，患者求愈心切，于当晚又服一剂，一日内两帖俱尽。次日复诊，已觉周身轻快，与日前判若两人，惟额汗虽少未止，精神尚觉短少，此外，别无不适。诊之六脉小而稍数，人迎与右寸浮大之象已平，涩象亦解。舌已不干，然苔仍黄厚，用药仍宗前法，偏重消痰清解：薄荷3g (后入) 豆豉9g桔梗3g前胡4．5g冬瓜仁12g 炒山栀6g 炒枳壳4．5g 姜半夏6g茯苓9g 炙草3g 焦六曲9g

服药两帖后，除稍觉疲弱外，余证全退，额汗亦止，已能操持家务，并于4月3日乘车返乡。

按：病者事后告知，来沪前三日曾患感冒，发热、头痛，未经治疗热即退。因病中神思恍惚，未予提及，使医者一时难明病源，徒费周折。

本例之病因，为宿有痰热，复感外邪，痰邪相结，肺气痹闭，致使邪不外达。肺与大肠相为表里，肺气被遏邪无出路，迫走大肠故见泄泻；热郁于内故心胸烦闷；热蒸于上迫液外泄，则额汗频仍；午后阳盛与邪相争，故午后蒸热，因而见证如斯。

余治此病，虽合参四诊反复揣摩，而据其脉象为最多，其间尤以人迎与右寸脉最为可凭。盖右寸属肺，肺主宣发卫气，与外感疾病关系密切。风寒之邪恒自太阳而入；风热犯人每多先伤肺卫。右寸脉浮而有力，是表邪确据，浮而兼数乃感受风温、风热之邪，或寒邪入肺化热之征。至于人迎，明代医家李士材言之甚详。《诊家正眼》曰：“人迎脉在左手关前一分，胆之部也，属风木而为阳，故主在外之病。”“人迎紧盛，伤于风也。”又曰：“左关之前一分，为六腑之源头，为诸阳之土宰，察表者不能外也。”故今见人迎浮数，加上见症如斯，是外感风热无疑。当然，此非凭脉癔断，乃合望闻问三诊而推得之，因而投剂即应，效若桴鼓。

(姜春华老师批语：脉学可凭而不可凭，以证为主，以脉参证，斯可矣。)

(附注：此文写后曾经姜春华老师审阅，先生作批语如上。今先生虽已作古，而先生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之功不可没。今乘斯文刊印之机述此以示纪念也。)